●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吴梦麟

    当我们接到北京行政学院相赠的大型著作《青石存史——“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的四百年沧桑》一书时，顿时被其内容丰富、图文并茂、视角新颖和装帧精良所吸引，爱不释手地通读了一遍，深感此书的出版会有较多方面的影响，效果会极佳。
    我们因工作关系，较多地整理和研究了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对行政学院内的文物遗存和逸闻轶事也很关注，但因我们工作的性质所限，视野较窄，也无机会接触到国外的一些材料，读后感想良多。
    首先，能够在利玛窦逝世400年后，缜密构思，搜集大量国内外的有关材料，尤其是国外保存的珍贵文献和照片，集中编辑成书，给人较多方面了解这些人物的生平。传教士们在中国虽以传布天主教为他们本职，但同时注重传播西方的科学，涉及面广，还利用书信与其国家、友人往来，编辑有关著作等活动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史实，起到了“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沟通作用，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尤其是北京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天客观公允地评价历史和近百位传教士的功绩已具备了客观条件。回想20世纪50年代墓地被用来建学校，虽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位教士墓地与学校共存，但其他文物遗存或弃之不用，或被改作它用，“文革”时三位教士墓地被破坏，教堂被拆除，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在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政府拨专款对墓地进行了整修，将“文革”中幸存的60座墓碑树立在墓地东侧，形成墓地及碑园的格局，并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处重要场所，体现出中国从封闭、保守到包容、厚德的过程。行政学院也逐渐认识和重视这份特殊文化遗产的价值。这种思想的变化和积极行动折射出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阐述了这个过程，很真实、可信。
    其次，编者运用大量文献、图表、照片、地图等材料，归纳出“1601年，一个‘老外’进京，两位伟人联手，历史由此改写”；“徐光启‘历局’中的‘外脑’——邓玉函、罗雅谷、龙华民”；“顺治皇帝的‘洋玛法’——汤若望”；“大清朝工部的比利时人‘副部长’——南怀仁”；“来自葡萄牙的‘多面手’——徐日升”；“‘钦天监’：传教士科学家大显身手的地方”；“《皇舆全览图》和它的测绘者们”；“宫廷画师、乐师、医师和工程师”；“滕公栅栏墓地的四百年荣辱兴衰”九个栏目及附录列目，既概括又突出重点，将400年来安眠在这块土地上的传教士们的生平、功绩及该墓地的沧桑史都阐述清楚，这种以简洁、明了的文思吸引着读者，起到令读者沉思的目的，编者独具匠心，用心良苦。
    再次，文献、地图、照片、拓片等材料的选用十分精当，尤其是一些著名人物留存在国外的旧居、学校、活动史迹的展示，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给人耳目一新的亲切感，一碑一拓的排列，符合介绍文物的规范，让读者见物又见人，起到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思想的载体作用，使外国读者也看到了中西合璧碑石的和谐美。汉文、拉丁文镌刻在一石上体现出东西方文字的不同与各自书法的特色韵味。
    以上仅是初读后的几点肤浅感受，书的出版定会产生良好的影响。
    几点建议：
    （1）本书装帧精良，但大了些，为了让一般读者也能购得，能否再出版缩印本。
    （2）该处“国保单位”历经几十年的变迁，有些也是采用搬迁集中后的保护方法，一些碑石的碑座已非原配。又利氏、汤氏、南氏三墓地前的三间石门原为滕公栅栏教堂前的石门，因此该地也称“石门教堂”，今石门迁至三座墓前，是20世纪80年代的做法，不合墓前设施的规制，也与文物恢复原状的原则相悖。以上二事能否在普及本中加以说明，以防误导读者。
    以上只作为初读后的几点粗浅想法，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