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三乐

    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中意两国乃至世界各地都举行了和即将举行各种活动，以纪念这位开创中意两国人民友谊和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人物。
    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玛切拉塔，刚刚30岁的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万里迢迢来到澳门，踏上了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大地。第二年他被允许在当时的两广总督驻跸的肇庆定居，继而移居韶关、南昌和南京，1601年进入都城北京，1610年在京逝世，享年59岁（虚岁）。他半生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民建立了友谊。他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也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开创了一个被历史学家称作“西学东渐”的黄金时代。
    经利玛窦本人介绍而传到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涵盖了极其广泛的领域：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了包括五大洲四大洋的世界地图；他告诉中国人地球是一个球体；他对中国一些重要的大城市进行了经纬度的测定。在天文学方面，他制作若干件日晷、天球仪等天文仪器；他多次准确地预报了日食和月食；他最早提出修改中国历法的动议；撰写和翻译了多部介绍欧洲天文学的著作。在数学方面，他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寰容较义》等著作。在机械学方面，他将体现西方机械学原理的自鸣钟带到中国，成为中国钟表业的行业神。在生物学和西医药学方面，利玛窦在1593年刻印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中介绍了他所了解的欧洲生物知识和药物。在哲学方面，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一书中，通过对天主的论证介绍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西方经院哲学。在逻辑学方面，他翻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不仅介绍了西方数学，同时也介绍了西方的逻辑学。在伦理学方面，利玛窦撰写了介绍西方交友之道的《交友论》；他还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所倡导的“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在心理学方面，他撰写了介绍记忆方法的《西国记法》。在语言学方面，他首次编纂出第一本中外文的词典----《中葡字典》，并制订出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最初方案，以此撰写了《西字奇迹》一书；在西方文学方面，利玛窦在他的《畸人十篇》中第一次向中国介绍了《伊索寓言》的故事。
    除此之外，他首次将西方的油画和使用透视法的绘画技法带入中国；首次将古钢琴（当时称：西琴、天琴、铁琴）带入中国；他带来的体现西方造纸和印刷术的书籍，也使中国人耳目一新；他带来的鼻烟壶后来一度成为中国人的流行饰物和工艺品；等等。
    同时，利玛窦也把中国的情况比较全面、准确地介绍到欧洲，这就是他发往欧洲的大量的书信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这本书的中译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此，如果说以上例举的是他本人在有生之年传送的文化产品的话，那么更重要的是，他建造了一座沟通东西方两大文明的桥。这就是“文化适应”策略。
    早期来东方的葡萄牙传教士与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传教士一样，欲以本国的文化完全征服当地的文化，但是却在中国屡屡碰壁。这种方法不改变，外国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中国，中西文化的交流也无法实现。
    耶稣会远东巡察员范礼安（AlexandreValignani1538--1606）经过观察和思考，提出了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利玛窦则是这一“文化适应” 政策的亲身实践者和开拓者。他采取学术传教的方法；尊重中国传统的祭祖和祭孔的礼仪；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对天主教礼仪作适当的调整。
    正是因为如此，中西两大文明之间才架起了一座桥梁，才使在随后的200年间有数以百计的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实现了东西两大文明全方位的交流。“西学东渐”对中国科学史（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气象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军事工程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酿酒业，等等）、艺术史（美术包括油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园林艺术，还有玻璃、珐琅及鼻烟壶的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史（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领域甚至是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作用。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的绝大多数学科门类中，只要追溯其发展史，都无法回避“西学东渐”的影响。中国的小学生，从一入学时语文课上学习的汉语拼音开始，到算术课上学的竖式计算法，自然课上的日食、月食的成因，地理课上的五大洲四大洋知识，到中学时学的平面几何、平面三角、对数函数、物理学的杠杆、滑轮等等知识，无不来自那时的文化交流。诚然，利玛窦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传布天主教，但为了这个目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却传播了花粉一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西学东渐”的第一人和开创者，利玛窦堪称为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
    同时，利玛窦又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相待，平等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典范。尤其是在他所生活的西方列强弱肉强食，殖民主义大肆扩张的时代，这种精神就显得格外难能可贵。
    由于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杰出贡献，在他1610年去世后，中国朝廷赐给他一块墓地。他不仅成为在明代第一位获得在京长久居住权的外国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被赐葬于北京的外国人。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将利玛窦所倡导的“文化适应”政策称为“利玛窦规矩”，作为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守的准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在一个时期内主流舆论对利玛窦等人持不公正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即便如此，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不乏对利玛窦等人给予肯定的声音。50年代中期，北京市在利玛窦墓地所在地建设党校，经与教会方面协商，将原墓地的绝大多数墓葬迁至西北旺。周恩来总理决定，将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3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保留。
    “文化大革命” 期间，墓碑得到人民的悉心保护。1978年10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决定：重修利玛窦墓地。2006年“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这里已经成为涉外旅游的重要景点。在中国，利玛窦及其伙伴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1982年是利玛窦来华400周年，当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加以纪念。2001年，是利玛窦到达北京40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利玛窦一生最为辉煌的10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其最重要的著作，如《几何原本》和《天主教传入中国史》是在北京完成的。北京又是他的长眠之地。由于他所开创的“西学东渐”，北京在明末清初曾一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这是北京历史上的一个亮点。在当前将北京建设成“世界城市”的宏伟大业中，利玛窦所开创的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无疑将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