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利玛窦的当代启示
● 梁 骏

    400多年前，利玛窦远航九万里，历经磨难，来到中国。他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带入中国，使国人大开眼界，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他尊重中华文化，取中国名字，学中国语言，身着“儒服”，研究中华典籍，熟读四书五经，成为西方“汉学”的先驱人物；他先后在中国内地的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居住生活，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当地风土人情与民俗习惯，并将自己的亲生经历与感受记录下来，撰写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并传播到西方，使欧洲人得以更多地了解中国，该著作也成为西方人研究中国的重要文献之一。
    400年后的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宾客，络绎不绝地来到利玛窦的墓碑前，瞻仰、献花、默祷、唱诗，仿佛在与他交谈、向他请教、为他祝福。来宾当中，既有国家总统、首相、总理和部长，又有外交官、学者、商人和学生；既有外国友人，又有国内宾客；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又有满脸稚气的孩童。改革开放以来，数十个国家或地区、成千上万的宾客光临墓地。可谓“小小墓地，牵动人心，备受瞩目”。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在400年前故去的先人，今天依然令人无法忘怀？为什么利玛窦能在如此千差万别的人们心中产生共鸣？今天，当东西方文明以新的形式再次相遇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借鉴利玛窦的经验，使二者在碰撞中分享、在交往中获益、在磨砺中创新？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回味。
    其一，成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一定要有虚心融入的态度。利玛窦是在中国明朝万历年间来华的，当时中国采取“海禁”政策，处于相对“封闭”与“排外”状态。利玛窦为了传播西方文化，背井离乡，来到中国。为了能够得到中国人的接纳与认可，首先，他调整着装。开始时，他考虑到中国人曾接受过来自印度的佛教僧人，于是就身着“僧服”；进而了解到，中国人更尊重学术渊博的学者，就改穿“儒服”。他并没有因为自己是信仰天主教的欧洲传教士而放弃融入中国文化的努力，而是通过采取“以耶补儒”、“耶儒相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不断寻找融入中国社会的机会。此外，在人际交往中，他广交朋友，积聚人脉，做“中国人中间的中国人”，他与王泮、瞿太素、建安王、章本清、徐光启、李贽、冯应京、李之藻等100多位学者文人、达官贵人和朝中的公卿大夫往来甚密，结为好友，这些人不仅成为利玛窦的朋友，也为他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巨匠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
    今天世界上，当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为无法建立信任关系而苦恼的时候，当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碰撞与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现代人能否达到利玛窦的标准与境界，谦虚却不卑躬，有知却不狂妄，传播却不强加？如果没有做到，也就不难理解今天的交流为什么时而误会重重、险象环生的缘由了。
    其二，成功的跨文化交流，一定要有分享价值的胸怀。利玛窦来自欧洲，身携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诸多“绝技”，并以“西洋奇器”开路。他带来的《世界地图》、自鸣钟、三棱镜、日晷、沙漏、西洋书籍、油画、古钢琴等物器，深深地吸引着中国人，同时，其渊博的知识与见解也为很多与之交往的中国人所钦佩。在华28年间，利玛窦撰写、合作翻译并出版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测量法义》、《交友论》、《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20余部著作。他还根据中国人科举考试的需要，设计了一套记忆方法，其《西国记法》帮助中国人在谋取功名的过程中获得成功，因此，他被中国人尊称为“西儒”、“利公”、“利子”。总之，他并不吝啬与其他人分享知识和价值，而且能够根据他人的切身感受与需求，及时给予热情的帮助。可以说，正是利玛窦等人的执着与努力，铺设了连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如今，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地球村”、“互联网”时代，交通与通讯工具、生存条件远非400年前可比，然而，“自我中心主义”、“傲慢自大”及“损人利己”仍然是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误解、冲突、对抗，乃至暴力、流血与战争。为了消除误会与矛盾，我们特别需要诚挚的交流、对话与合作。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或有识之士发出呼唤与呐喊：人类已经从“独白时代”进入“对话时代”，要确立“对话十诫”（斯威德勒）；人们之间应从“我—它”的关系转变到“我—你”的关系（布伯）；没有宗教和平就没有世界和平，没有宗教对话就没有宗教和平（孔汉思）；民族之间没有深切了解和广泛交流，就不会有和平（池田大作）；没有对话就没有理解，没有理解就没有共在，没有共在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与希望（卓新平）……
可以说，文化的相遇绝不是一方毁灭或吃掉另一方，绝不是强盗般地掠夺与焚烧，绝不是自高自大地蔑视对方。利玛窦早在400多年前就为我们今人树立了平等对话、相互交流、彼此学习、共同提高的榜样，我们难道不能从中吸取某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吗？
    其三，成功的异质文化交流，是文化创新与重塑的重要前提。众所周知，利玛窦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的“使者”与“楷模”。400年前，在他及其同伴们的共同努力下，为中国带来了西方诸多学问与知识，开“西学东渐”之先河。可以说，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洋人”所携的、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差异的“西学”，对中国文化做了“加法”，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知识、新观念、新技(下转4版)（上接3版）术。正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言：“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以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的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纵观人类历史，古今中外伟大文明的形成、发展与繁荣，莫不是异质文化碰撞、交流、会通的产物。所谓“基督教文明”无疑是“两希文明”的产物；“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先有诸子百家的争鸣与对话，其后，主要经历过三次大的高潮，即隋唐时期与印度佛教文化的交流、宋元时期与西亚伊斯兰教文化的交流、明清时期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交流。
    中国有着由闭关自守到日渐势微、再到落后挨打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持续、深入、全方位地进行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反思得失，总结经验，人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知识的更新绝不是内部维修、近亲繁殖的结果，而是一个内外沟通、吸收借鉴、推陈出新的过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或地区要想赢得持续、健康、全面的发展，必须与人类文明声息相通，必须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今天，中西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与利玛窦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而中西方在文化上的隔阂依然颇深，彼此间缺乏内在的信任。我们似乎还比较缺乏利玛窦式的文化使者，把中华文化与观念传播出去并发扬光大。反思国外媒体与刊物，要么过分“美化”中国，要么“丑化”中国，尽管其中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与偏见，但无疑与我们对外传播与宣传方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陷与问题有关。我们特别需要涌现出一大批中国的文化使者，以利玛窦为榜样，积极主动地走出去，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弘扬中国文化、理念与模式，让“他者”对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有正确的了解，使其认识到，尊重差异、多元互动、相互理解、达成共赢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维护世界和谐的基础与条件。
    哲人弗兰西斯·培根说得好：“读史使人明智。”400多年前，在各方面条件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利玛窦尚且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今天，我们有更好的条件与手段，是否应当比前辈们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更快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