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寿仙

    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与西方就相互有所闻知。欧洲人最早提到中国者，为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人克特夏斯（Ktesias），他称中国为“赛里丝”（Seres），意为“丝国”。中国人之首言欧洲者，则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记载了张骞等出使西域者带回的有关黎轩（罗马帝国）的信息。其后随着海陆通道的拓辟，中西之间的交往和了解也不断加深。但总起来看，明代以前，中西交往一直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
    明朝后期开始，随着大批传教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中西关系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其中传教士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他们大多长期居留中国，遵循“知识传教”的方针，极力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化，特别是对中国人吸引力较大的早期近代科技知识，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学、机械制造学等多个方面。同时，他们又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介绍到欧洲，内容以哲学、文学、历史为主，也包括造纸、印刷、农艺、医药、建筑等科技知识。可以说，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初衷，本是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传播基督的“福音”，但客观上却在中西之间架起一道相互认识和了解的桥梁。
    明清时期相继来华的传教士数量很多，论其知名度之高、影响力之大，无出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之右者。自万历十年（1582年）抵达澳门，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病逝，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28年时间。他交游广泛，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庶人，几乎包括了当时中国各界的知名人物，为中国人直观了解西方的风俗习惯和新奇事物打开了一个窗口。他勤奋工作，笔耕不辍，用中文单独或合作撰译著作近20种，如《天主实义》、《畸人十篇》、《几何原本》、《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测量法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交友论》、《西字奇迹》等，极力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的知识和理念。毫不夸张地说，在塑造中国早期的“欧洲观”方面，利玛窦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以前相比，晚明中国人对欧洲的认识和理解，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当时文献中提到欧洲的文字，较前大大增加。在致德·法比神父的一封信中，利玛窦谈到：“目前中国人在许多书中涉及到我们欧洲的种种，虽然其中不少夸大不实的记载。”而这些记载的产生，十之七八系因利玛窦而起。受政治立场、学术观点、接触多少、了解深浅等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欧洲的看法比较庞杂。赞誉者有之，谴责者有之，冷眼旁观者亦有之；虔信者有之，拒斥者有之，疑信参半者亦有之。即以对天主教义的态度而言，有人誉其复活与再现儒学精神，也有人斥其蔑视与否定儒家伦常。但就主流而言，在与传教士接触较多的开明士大夫心目中，欧洲的形象是比较正面的，它不再是荒蛮的异邦，而是文明的乐土。
    在树立欧洲形象方面，利玛窦以其渊博学识和个人魅力做出了积极贡献。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述，在一次宴会上，利玛窦与佛教高僧雪浪大师展开辩论并获胜，遂使礼部尚书王忠铭等人的认识发生转变：“他们终于得出结论：他们原先以为是蛮夷之道的，实际上并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么野蛮。”拜访内阁大学士沈一贯的时候，利玛窦向他介绍西方风俗，沈一贯得知西（下转4版）（上接3版）方婚姻只是缔结于两个人之间，即便皇室亦是如此，遂对与宴的其他大臣说：“在一个婚姻是如此圣洁的国度里，别的事看来就不用再问了。仅此就足以说明其他一切都是规范得多么得当。”不少士大夫凭藉直接或间接得到的知识，对欧洲给予高度评价。如谢肇淛《五杂俎》云：“天主国，更在佛国之西，其人通文理，儒雅与中国无异。”徐光启《辨学疏稿》认为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几把欧洲描述为理想国：“盖彼西洋邻近三十余国，奉行此教，千数百年以至于今，大小相恤，上下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
    利玛窦不但在塑造中国早期的“欧洲观”方面作用巨大，在塑造欧洲早期的“中国观”方面的影响也不容低估。他的日记遗稿整理出版后，成为一部“划开中西交通史新时代”的重要著作。一些西方学者评价说：“《利玛窦日记》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这本书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概念。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可以说，利玛窦对中国的描绘，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想像。
    《利玛窦日记》问世前，欧洲对中国的想象，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巨大影响。马可·波罗向西方人展示的，是一个高度理想化、充满神奇色彩的异国形象。《利玛窦日记》在一定程度上延展了这一基调，他对中国文明盛赞有加，认为除了还没有沐浴“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国的伟大乃是举世无双的”，“柏拉图在《共和国》中作为理论叙述的理想，在中国已被付诸实践”。但利玛窦超越马可·波罗的是，他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并试图尽量客观地描述中国各方面的状况，从而为欧洲人在更深层次上了解和把握中国提供了宝贵的素材。尽管有褒有贬，总起来看，利玛窦描述的中国形象是以正面为主的。17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场颇成规模的“中国热”（Chinoiserie），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把中国奉为改造欧洲社会的榜样。这股热潮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但利玛窦及其后继者们的著作和书简，无疑为其提供了坚实的知识背景和理念支撑。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西方“相看两不厌”的时代，持续得不够长久。18世纪末，欧洲的“中国热”迅速降温，在经历了将近两个世纪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迷恋后，欧洲人开始以苛刻的态度和憎恶的眼光看待中国。在这“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潜藏着殖民者的贪欲与野心。而西方的傲慢与偏见，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凭借坚船利炮对中国的蚕食和侵掠，也极大地损害了西方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由此造成的消极影响，迄今尚未完全消除。值此利玛窦在北京逝世400周年之际，回顾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巨大贡献，遥想中西“相看两不厌”的那段时光，希望对中西双方都能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