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11.12
与一般青年相同，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政治志向，虽然对未来有所憧憬，但思想仍是封闭的、混乱的，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成熟。从 1918 年 8 月到 1920 年 4 月，毛泽东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在这里，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和西方先进思想的启蒙，实现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而这一切变化，又都与北京大学和李大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毛泽东政治实践的重要起点。
1918 年 8 月 19 日，作为新民学会干事，毛泽东受学会委派，组织湖南进步青年来到北京，准备留法勤工俭学。为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同时也考虑到要维持其生计，他的老师、时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杨昌济介绍其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短期工作。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正是李大钊。这一选择，是毛泽东的幸运，改变了他的志向。
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不久，图书馆开始迁入新址（即“红楼”）。此时，李大钊正在对图书馆进行改革，他要彻底改造旧式的藏书楼为新型图书馆。毛泽东所负责的第二阅览室，主要管理新到报刊。毛泽东进馆后不久，1918 年 12 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张申府便创办了《每周评论》。好学多思的毛泽东回到湖南后，于 1919 年 7 月便迅速办起了一份与之相似的新刊物———《湘江评论》，自己出任主编、主笔，所设栏目基本仿效《每周评论》。在毛泽东为《湘江评论》撰写的 20 多篇文章中，最富有思想价值的是《民众的大联合》一文，这不由得让人能很自然地联想起李大钊在 1919 年 1 月发表在《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上的《庶民的胜利》和《 Bolshevism 的胜利》，从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李大钊对毛泽东的政治影响。了解到《每周评论》上李大钊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毛泽东异常兴奋、倍受启发，决意迅速做出回应，期望讨论能够继续深入进行下去。尽管此时他母亲已经病危，但他仍全力起草了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寄给邓中夏，托他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1919 年 10 月 23 日）。这份章程共列出了 144 个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社会、国际等诸方面，着力强调解决问题必须“先从研究入手”，而且强调要“以学理解决问题”。这与李大钊的思路完全吻合。
1919 年 12 月 6 日，作为新民学会评议员的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北洋皖系军阀张敬尧）代表团赴京请愿，持续到 1920 年 4 月初，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旅。在此期间，毛泽东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并与李大钊商议组织留俄勤工俭学，试图学习苏俄革命的实际经验。正如他本人所回忆的那样，“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 年 7 月，他回到湖南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织“文化书社”，这也同样是李大钊影响的结果。在实际的运作中，“文化书社”还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担保。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领导机关自西柏坡迁入北平。当毛泽东看到古都城垣时，心中又泛起对往事的回忆，他无限感慨地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作者系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副会长、守常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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